摘要：1980年夏天，邓小平乘着东方红轮船，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欣赏着三峡沿岸的壮丽景色，跟陪同的四川、湖北领导人谈笑风生。当然，他并不是专门欣赏美景、游山玩水的，而是要解决一桩搁置了快30年、耗费数代领导人心血、影响三峡两岸百万人民民生的国字号...
1980年夏天，邓小平乘着东方红轮船，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欣赏着三峡沿岸的壮丽景色，跟陪同的四川、湖北领导人谈笑风生。
当然，他并不是专门欣赏美景、游山玩水的，而是要解决一桩搁置了快30年、耗费数代领导人心血、影响三峡两岸百万人民民生的国字号重大工程——三峡大坝！
与三峡大坝项目相关的，还有一件重要项目：设置预备省份——三峡省。
它囊括了如今的重庆东部、湖北西部，省会预定在湖北省的宜昌市。
一旦建成，中国就要多出了一个面积8万平方公里、人口1700万的特殊省份，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开创先例的行政区划。
但是在最后在即将诞生的那一刻，三峡省却突然胎死腹中，被中央紧急叫停，一切建省规划、人员编制、资金也通通取消。
这令不少宜昌人感到扼腕痛惜。但了解原委便知邓小平的决策很英明。
那么，三峡省的设立构思是如何提出的？为什么当时中央要取消筹备已久的三峡省？三峡省失败以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又为此推出了什么样的决策呢？
（三峡省示意图）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在1954年爆发了一次特大洪水，使得毛泽东开始着力思考在三峡建立一个防洪发电的水电站工程，并请求苏联派专家来华援建。
不过由于资金技术条件不成熟、水坝建成后军事安全等问题，三峡工程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后，紧迫的电力需求使得三峡工程又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0年邓小平宜昌考察）
为此，邓小平亲自在80年来到三峡实地考察，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专家的基础上，他拍板作出决定——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
于是三峡工程开始进入了论证、筹备、实施上马的快车道当中。
4年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正式以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三峡工程相关报告，以李鹏为组长的三峡筹备领导小组成立。
三峡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摆在眼前的就是库区上百万移民要如何安置的问题？
(三峡移民）
谋生的农田被淹没后，如何让新移民在安置点能够在新定居点找到工作而安居乐业，被淹没地区的企业如何迁徙安排？
如何更加高效地为移民发放经费，在一个横跨四川、湖北两省的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内有效率地调拨、安排。
显然，单单设立一个三峡工程筹备小组是远远无法应对如此多棘手的问题的。
在三峡工程区域建立一个由中央负责、集合经济开发与移民安置的省级行政区划，已然刻不容缓。
所以在同年，中央作出了成立了一个三峡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三峡省示意图）
名不正则言不顺，新成立的行政区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名字。
在84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三峡特别行政区被初步确定为一个由国务院直属领导的“三峡特区”。
不过，这个名字很容易和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混淆。
所以经过再三讨论，这个特殊行政区最终被冠上了“三峡省”的名字，跟湖北省、湖南省等同级并列。
有了三峡省这个模模糊糊的大框架，还需要有一位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熟悉水利、善于协调的负责人去调度处理这个新省份的筹备工作，为三峡省搭建骨架、填充血肉。
谁能够挑起这项艰巨的重担呢？
(李伯宁）
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伯宁映入了中央领导的眼帘当中。
“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三峡梦，终于要实现了。”——李伯宁
李伯宁，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一大元老级人物，建国后就参与到水电部的筹建当中，具有三十多年丰富的水利建设、行政经验，由他操刀负责三峡省份筹备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李伯宁将三峡省当做了自己襁褓中的婴儿来看待，他很早之前就有意参与兴建三峡工程。
还没正式上任，李伯宁就向中央“要地要人”，包括不顾湖北领导反对，执意从湖北割走一些富裕的县市以充实三峡省、尽可能抽调最能干的干部等。
在得到了中央肯定的回答后，李伯宁正式“领命出征”，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了艰巨的建省作业。
（李伯宁在三峡库区考察）
按照规划设想，三峡省涵盖了原四川的东部（涪陵、巫溪县、梁平县等）、湖北的西部，设4个地级行政区、30个县级行政区，拥有约1700万人口，8万平方公里，省会设置在宜昌。
（三峡地貌）
“七山一水二分田”，过多的山地、稀缺的平原田地是三峡省面临的一大开发难题。
尽管水利资源得天独厚、矿产资源较为充沛，但受限于平原的狭小，三峡省的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区域又相对闭塞，自古以来就与贫困相伴。
建国后，因为三峡工程久拖不决，湖北、四川担心在这一区域投资恐遭变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两不管”地带。
三峡省穷到了什么地步？
根据80年代的数据统计，三峡省1700万人里面有将近500——600万人连温饱都没能解决，全区人均工农业产值仅仅比西藏、贵州高，是80年代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根据李伯宁所组织拍摄的，反映三峡风貌的纪录片《穷山在呼吁》生动展现了三峡的贫困交加。
（氟骨症病人）
在黔江，因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个学校内某班级所有学生都感染上了氟骨症。
如果继续拖延下去，等待他们的就是满口的牙齿脱落。
在一些地方，娶不到老婆的年轻人将想象中的妻子画在门板上用以慰藉。
在彭水县某地，三成的农民跟家畜住在一间房子。
如此贫困不堪的景象让李伯宁感慨万分，他一方面将纪录片送交中央领导，争取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撸起袖子投入到紧张的建省工作当中。
建省的第一要务是人才。
李伯宁首先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批高素质的精干人才，截止86年年初，共有400多名干部进入到了筹备组当中，尤其是在高级干部当中，大专学历占到了多数，在八十年代的大专已属于高学历。
这显示了中央对三峡机关队伍的重视。
（李伯宁考察库区）
廉颇老矣，健饭如昔，年过六旬的李伯宁丝毫没有一点老态，他往返奔波于中央地方之间，搜集资料、实地考察、拟定计划、布置人员、招引外资，忙里忙外。
正当李伯宁和宜昌人民憧憬着未来三峡省的美好蓝图之时，一个晴天霹雳不期而至。
三峡省的命运可以说寄托于三峡工程的成败之上，当后者有一点风吹草动之时，三峡建省的根基就受到了极大地动摇。
取消建省缘起于重庆的一项大坝提案。
原来，国家设置的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为150米，这一水位意味着超过万吨的大轮船将无法通过重庆港口，长期淤积的泥沙使得港口进出要道遭到堵塞，造成对西南航运、货物运输的重大打击。
为此，重庆在得知150米方案已被通过后，尽全力劝阻这一方案，上书邓小平希望将150米改成对重庆影响较小的180米方案。
（三峡上通行的轮船）
从150米调整到180米，可不仅仅是一个30米的数字这么简单。
更高的蓄水位，意味着水坝要淹没更多数量的土地、更高的建设成本。
按照180米方案，移民人数要猛增70多万，由此带来的社会就业问题、资金投入自然也呈指数增长。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市的提案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具有相当说话分量的一批党内外人士纷纷建议暂缓、甚至停止三峡工程的建设，从政协到人大，反对声浪此起彼伏。
为了统一认识，减少阻力，邓小平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决定按下工程站暂停键，组织专家重新对三峡工程进行一番详细调研。
（正在宜昌视察的邓小平）
三峡工程暂停了，三峡省也就立马失去了设立的意义。
如前所述，除了宜昌这个强市以外，整个三峡省几乎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县市，土地贫瘠、工农业落后，缺少一个建立省级区划的基础。
它既不是像内蒙古一样有着独特的民族成分，也不像山西那样具有浑然天成的历史、文化地缘基础。
这样一个建立在三峡的省级行政区是很难能够牢固搭建的。所以在86年5月，中央正式取消了三峡建省的计划。
三峡工程开工、建省戛然而止，对李伯宁以及满怀建省希望的三峡地区人民的士气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
知道木已成舟的他不得不接受中央的决定，一方面继续展开移民试点工作，通过妥善解决移民生计来化解三峡反对者对于移民安置的担忧，另一方面苦等专家论证。
固然，三峡这样一个罕见的世纪工程必须要有科学、完备的讨论决策过程。
但并不是所有反对者都站在了客观的立场上，有的人对于技术一窍不通，提出了解决洪涝干旱可以依靠人工降雨。
“雨多了就把云调走”这样的魔幻论调，有的海外人士大放厥词，认为修建三峡会严重干扰生态、对生物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
王震（左二） 与邓小平
就连王震同志也对此看不下去了，在一封给中央领导的信中说到：没有参加勘察工作的、也不懂水利的一些所谓“专家”拼命反对三峡！
面对这么多汹涌的杂音，到底还要不要搞三峡工程？
1986年夏天，国务院负责人亲自带着收集来的专家讨论结果、正反方意见向邓小平汇报，详细说明了当前三峡工程技术上、经济上的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政治。
听完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到：“如果技术经济可行的话, 修三峡有政治问题,不修三峡也有政治问题,不修的政治问题更大。”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电力需求的紧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的一道紧箍咒，过去的火力发电既污染环境又消耗煤炭资源，用一点少一点，重点发展水力发电已经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来看，三峡建设的弊端是可以有效解决的。
以移民生计为例，过去的那种一次性补偿的“授人以鱼”办法确实不能根治移民后的贫困问题，补偿用完又重新返贫。
而李伯宁为此提出了一种“开发性移民”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因地制宜，在移居地利用政府投资兴建合适的工厂、果园、林地、矿产、旅游景区等。
给移民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授民以渔。
很快李伯宁的开发性移民试点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赢得了中央的高度评价和一笔笔追加经费。
（2014年，巫山，三峡库区移民正在出售柑橘）
为了确保三峡工程万无一失，从86年到89年，400多名专家又进行了漫长的勘探、考察工作，精心推出了一份蓄水位175米的三峡方案，又过了三年的细致论证，这份方案才被国务院通过。
为了说服全国人大能够通过这份提案，87岁高龄、已经处于退休状态的邓小平亲自说服了时任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使得三峡工程最终正式通过。
而三峡地区建立新行政区的计划也卷土重来。
三峡省的失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立而复失的经验为后来重庆直辖市的成功探清了道路。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四川人，邓小平很早就开始设想，四川这个大省统辖的民众数量过多，过于臃肿，行政效率偏低，所以一分为二很有必要。
特别是借着三峡的东风设立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三峡行政区。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重庆被排除出了三峡省。
（重庆示意图）
而来到了90年代，邓小平最初的构想又再度被提起。
吸取前次三峡省失败的教训，这次新的行政区一定要有个大强市作为带动、辐射全区的发动机，使得新行政区可以稳固搭建起来，同时又能组织协调移民工作，毫无疑问，重庆是最适合做新区首府的地方。
在三峡正式动工的当年，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在保密状态下一同开展，并在1997年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了京、沪、津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
（三峡水电站）
时至今日，三峡水电站已成了我国的一座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年均发电量高达882亿千瓦时，为我国输送源源不竭的绿色清洁电力，造福全国人民。
而重庆直辖市设立之后也为带动西南地区开发发挥了难以计数的作用。
